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
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
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的不自由”，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知识阶层明显地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页）。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
国家假装服务民众，民众假装拥护当局的领导和为其工作。这是这种制度下造成人的两面性和应对体制的“政治上的消极性”的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社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的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列宁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
在斯大林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斯大林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他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革命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违背其意志的个人和团体。可以说从那时起，苏共的历史就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操纵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
它不但可以压制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而且这也开始扩展到无产阶级了。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过了它所推翻的对象。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旧制度不堪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目标与革命后的政治现状形成绝妙的讽刺。
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又被“妖魔化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党的领导无限期地推迟
执政者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的领导、国家的强大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国家造成危险。
“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
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联系起来，但是倘若这仅有的一点继承关系都没有了，不但合法性的失缺会更加明显，社会动员也会师出无名。于是斯大林主义就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实际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门形而上学，变“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
在布尔什维克话语霸权下，建立起了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叙事模式。他们自己代表绝对正确的革命一方，而对立的一方是绝对反动和邪恶的，是没有理由生存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伯林却认为，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手段是专制的、暴力的、不人道，这种运动就是专制的
那些要在最终目标上为自己的现行专制行为寻找辩护理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标准的专制主义者。伯林说，自由不会因为牺牲而增加，“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牺牲自由不会促成自由，无论这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都是如此”
换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获得了“以正当的理由干下流勾当的权利”
为了贯穿“政治正确的一致性”，“真理”的内涵被抽空而成为权力随意摆布的“婢女”，从此以后只有“钦定”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代表“真理”，国家的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只不过是领导意图的猜测者或注释者罢了
在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在一切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从而形成苏联的意识形态。除了驱逐出境的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以外，国内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但被边缘化，而且随时都可以被扣上“专政对象”和“反革命”的帽子
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调动能力。他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一般人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
“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文化战线上的高压整肃运动一步步升级到“恐怖统治”。整个知识界都笼罩在“死亡的大幕下”，不由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不肯就范。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让形形色色的团体自相残杀，“告密文化”大行其道，由于当政者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因此靠大肆鼓励“告密”行为来掌控那些“愿意用自己脑袋思维”的人的信息。
在统治者看来，思想争论会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会增加管理者的难度。“兵营化”整齐划一的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按规划来生活是统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
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万能”的政权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他们丢掉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骚动，接下来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斯大林“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的活力”
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界进行了控诉，并对自己助纣为虐表示忏悔。他说，我们的文学家在当局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
“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芜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
官方的知识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师”（150页），他们的语言是“麦克风”语言和“书面文体”，是华丽词藻堆砌的空洞和“废话”，是充满了“水分”、需要晾干了听的“无效”的表演。他们实际上有没有生命都值得怀疑，他们像枯燥乏味的机器一样，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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