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事儿，难说！

金唢呐


按照网友提供的线索，我到凯迪的猫眼看人和别的地方去看了一下网友转帖的《人至痞则无敌》（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074188 ）后面的跟帖，最使我欣慰的不是那些“顶”、“赞”之类的话，而是有些博士硕士毕业生和大学教师跟帖说，他们当年（或现在）就是这么干的，说情况完全（或基本）属实。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反驳，这说明我说的不是个别现象，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共同做法。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这个贴子往国内转可能真有点不太合适。一是它的负面效应，让不少人看着心灰意冷，兜头一盆冷水，把国庆大阅兵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全给浇灭了。有些涉世不深的青年，还声称要把“人至痞则无敌”当做自己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中国弄虚作假本来就够邪乎的了，别因为我这篇文章，再掀起一个新高潮。而且我也写得过于随意，连本坛典故“日，歇歇再日”的黄口都用上了。实际上我本人早已经跨入了“松下、微软”的行列，哪还有这份活力。至于“滚他妈的蛋”这样的粗口，完全是老帮菜怀旧，文革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这首当时的流行歌曲《鬼见愁》的，最后几句还不是唱，是吼出来的。看来啊，此文真应该列入青少年不宜。

我这个系列最初是受海外学者之邀，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情况的，真实固然是真实，就是愤怒了些。总起来说，国人现在发表在外文杂志上的文章，完全胡编乱造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这点上还是内外有别的。而且对于比较重要的论文，很多博导的做法就是找不同的学生再重复、或者用不同的方法再验证一下。比方说博士生的实验结果是3+4=7，那么给硕士生的课题就是7 —4=？。据说众博导这一招还是跟鬼子学的。很多留学生的海归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意料之外的实验结果出现，老板先是大喜，然后会让你再踹（try）一遍。几天后，你可能还会看到实验室里别人也在“踹”相似的实验。我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不知这种情况芦区的各位海外侨胞是否也遇到过？但愿不是专门针对咱中国人的。

另外，这弄虚作假也和专业有关系。根据我的观察，数学、物理的论文猫腻少一些，化学、生命科学的假货就相对多一些，像最近揭露出来的那些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造假论文，不少都是生命科学的文章。还有我在前边文章说过的那些搞配位化学和结晶化学的，因为穿帮几率低，所以极为疯狂。那些导师几乎是日进斗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个“学术包工头”比当个建筑包工头强多了，不会有人跳楼讨薪不说，年底或年初，还享受披红带绿的表彰，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我随便给几个大户名单诸位看看，其实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我们学校搞晶体化学和配位化学的虽然没这么疯狂，可也都富得流油，一年下来干个七八篇论文还是很稀松平常的。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3年发表SCI论文130余篇，其中1年发表82篇；
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16个月发表SCI论文148篇；
武汉科技学院教授朱海亮：1年发表SCI论文65篇；

别发愁后继无人的问题，在读女博士研究生李雪梅：3年发表SCI论文近140篇（其中《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111篇）；

这《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杂志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乐园。说是科技期刊，实际上就是个数据库，每做一个晶体，就可以向这个数据库里加一项，也就是1篇SCI文章。一种物质换个不同的的官能团，只要是没有发表过的，不管有没有价值，就是一篇SCI。数据要么是编，即使不编，来得也不慢：把样品给测试员，时间不长就能出数据，比上一堂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实验课时间长些，但区别不大。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验证，绝不会穿帮，让方舟子无计可施。现在这致富门路让方舟子搅和的有些收敛，我们学校很多在《Acta Crystallog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杂志发表文章的人都掖着藏着，但人们形容它“像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甭管怎么说，年终科研奖励照拿不误。都说毒贩子利润高，我看干个晶体化学教授也差不了多少。


我所以“国内的事儿，难说”，第一是因为中国不同地区、行业、人群差别很大，用发生在个别人、个别地区的事情很难说明中国的现状。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动辄拿“个案”说事儿没什么意思。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看意大利和日本的报纸，都是惊呼社会矛盾激化，世风日下、治安恶化，各种恶性案件充斥着报纸的头版头条。可到实地体验一下，意大利确实是这样，我们几次去意大利都有人被偷被抢。而日本正好相反，媒体拿着几个案子炒来炒去，而实际情况是社会治安非常好，有些地方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我们去之前的印象完全是两回事。我这个帖子主要是写给芦区各位海外侨胞看的，所以力争做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各地区、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确实相差极大。国庆前我们学校请来党校大腕，给处级干部和正高职作报告，畅谈60年的辉煌成就。席间，党校大腕发问：五十岁以上的同志没有两套住房的请举手，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出来。很多人都在开发区、附近郊县和风景区买了房子，长年闲着，连出租都嫌麻烦（这也是网友看到的“有些商品房为什么晚上灯都黑着”的原因之一吧）。可礼堂外面200米就是建筑工地，工人们还住在夏暖冬凉的帆布窝棚里，从外边过都能闻到一股恶臭味。跟毛时代比当然是强多了，可跟我们相比，可以说是“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党和政府派人送去几包茶叶和白糖，几盒清凉油（说是防暑降温用品），工人们感动的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施工进度，向建国60周年献礼。国庆期间我们学生有不少去红色圣地参观的，说是要“踏寻先辈艰苦奋斗的足迹”，我就大触他们的霉头：干吗跑那么远啊，在建筑工地的窝棚里住几天不就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难说”就是目前中国存在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在别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社会动荡，可中国却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而且短时间也就罢了，可咱们已经几十年了。还不说毛时代，就说这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谁都知道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跛脚的改革”、“打左灯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社会矛盾重重，问题堆积如山。不说别的，就是这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若放在别的国家早就该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可事实正好相反，咱们至今还在8%的递增。这世界上就有这三只老虎的怪事，坚持挂羊头卖羊肉的（如朝鲜、古巴），改行挂狗头卖狗肉的（如苏东波、阿尔巴尼亚）都生意不咋地，唯独咱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爆，让左邻右舍都眼红。

按照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廉洁指数，你根本算不出中国的劫运来。就拿这贫富悬殊来说，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中国早八辈子就突破了，也没见有什么反应。按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十年是刚开始，二十年是惯性，现在都三十年了，再不承认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你可以骂他无耻、混蛋，甚至可以“见一次扁一次”（这“扁”肯定是小青年的话，老帮菜都说是“打”、“揍”、“抽”），但必须承认人家说的是事实。古人提倡难得糊涂，无数个难得糊涂的个体组成的国家一定是盆浆糊，这浆糊之国的承受能力远不是老外用几个公式、定理就能算清楚的。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革命群众眼里，大学办成如今这副摸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时代大学几年没招生，不也这么过来了，至今不少人还怀念那段时光。本来中国大学也不是专门用来培养什么大师的，最多也不过是功能之一。中国的教育方针按过去的说法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有的学校自称是“工程师的摇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匠人的摇篮。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解释的很清楚：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只要把这两点把握住，其他的均无大碍。

现在揭露国内高校黑幕的文章不少，圈内人圈外人写的都有，写得都不错，好像该说的人家都说完了。总起来说，中国的高校已与“大学”渐行渐远，逐渐摆脱了民国期间蔡元培、胡适等大佬从西方引入的办学思想的影响，已逐步实现了高校衙门化，教师痞子化、商人化，只不过程度上各校还有些差别而已。

高校衙门化，就是说当今高校已经沦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现在的大学，完全屈从于党和政府，依附权势，上上下下都是失魂落魄的样子。连高校里的教师都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干部、职员，毫无尊严与骨气，契科夫短篇小说学者《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里面的人物就是我每天面对的人群。我自己也差不多，虽并不十分卑劣，但也绝不高尚，大家都是一个德行，集体软骨病，谁也逃不掉。弄起脱靴研墨的把戏来，高力士、杨国忠也不遑多让。一个要看上司脸色行事的小公务员，哪还能有什么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可言，哪敢说什么“我爱我党，但我更爱真理”，更何况“我不爱我党，我只爱真理”。

不能不承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持了社会稳定。一个由国家公务员组成的大学绝不会对政府和社会稳定造成任何威胁。很难想象小公务员伊凡会带领学生去为草民争什么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民主、人权、自由，关心什么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探索科学世界的奥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底线，他们也有尊严，也会闹事，可惜只不过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像行政机关一样，在大学里面层次清楚，分工明确，下级服从上级，学校服从中央。所谓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厅长、处长、科长、科员没什么区别，虽然也有个例，但作为普遍规律，高校教师都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是党的勤务员，政府的好孩子。偶尔背离了党和人民的要求，走得远了、走得偏了，只要上面弱弱地招呼一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问题也就解决了。

虽说是高校衙门化，可高校实际上跟真正的衙门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的区别一是学校里教师和院长的关系、教师里讲师和教授的关系、远不像行政部门科长和处长的关系那么“有层次”，教师从根本上还是个体户。再就是高校没有政府衙门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敲诈的对象不多。我经常听到教师发牢骚，从根本上说就是权力分配太不公平了。一是虽然学校在招生、办班、征地、盖房、购置仪器设备方面也能捞点，但跟那些大权在握的公检法、工商税务银行、国土资源那些部门比还是差多了；二是那点能够进行权钱交易的事儿，如招生（主要是补录和扩招）、毕业推荐、，本来应该属于广大教师的，可如今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全让那些行政科室霸占了，只有少数专业（如艺术专业）才能捞点，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也太不公平了。
（二）

前一段季羡林先生去世，我虽然谈不上什么悲痛难过，也没有前去参加号称几万人的告别仪式，凡是碰到“人头攒动”的场面，哪怕是在争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都要自觉退避三舍。出去旅游也是一样，风景再好的地方，只要看到黑压压一片后脑勺就闹心。尽管没去凑那份热闹，可对于季老的去世，我确实还是感慨了一番。季羡林的研究领域是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的那些学问非常冷僻，他研究的这些鸟语，属于“此语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据复旦大学教授、季老关门弟子钱文忠讲，现在全世界懂吐火罗语的，也就三四人。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识字分子，不光对他的学问一无所知，甚至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有中国人去研究这些学问。

在这些“鸟语”研究领域，季老到底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恐怕只有那仅存的“三四人”去评价。季老也谈不上什么大师，他自己也曾经专门撰文，几乎是含泪恳求摘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并诚恳地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准确地说，季先生也就是一个还部分保持民国文人的本色、一直坚持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甭管学问做大做小，基本不骗人，不蒙事儿，不追风，也不没事儿就想着收钱，多少也还有些良知，有自己道德底线，做错了还知道反思和忏悔。人家提倡振兴儒学可是从自身做起，起码儒家“修身”这一条就做的不错，从他孝敬婶母这一条来看，“孝道”也做到了，就这种知识分子，在大学里还真不多，确实让人怀念。

我感慨的是，季老一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混子较少、学者较多，骗子较少、傻子较多的大学时代彻底结束了。特别要说明一下，本人也未能免俗，也是混子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就从做学问来看，季老40年代的博士课题就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一直到了21世纪，还在鼓捣梵语语法这些玩意，就这一点，就绝不是现代识字分子们所能够想象的。虽然季老多少也涉及些政治，但毕竟跟完全放弃人格和尊严，向统治者献媚的“京城四大不要脸”还是不一样，跟现在那些“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识字痞子们更是判若云泥。比如季老几次在谈话中提到现在是“盛世”，这是人家人生90年纵向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跟吹牛拍马、讨好当局是两回事儿。


第三个 “难说”是指中国的问题没解，任何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会危及执政党的地位，进而带来流血动乱，国家分裂，发生民国时期的一幕幕悲剧惨案重新上演；更可怕的是血海横流、英雄辈出，最后出来个超级铁血强人收拾局面，建立一个“没有最烂只有更烂”的社会制度，若干年后再拨乱反正，然后从更低的起点从头再来。要知道，中国历来不缺“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某电视剧流行语）的英雄。

就拿这科研造假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

一是把教育部、科技部的人员、权力削减九成，为了避免下岗引发社会动荡，也可以让他们像日本嫖客一样到珠海集体买春，吃喝玩乐去。然后像国外公立大学一样，成立董事会，实行教授治校。可如此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估计跟民国情况差不多，肯定都是现行制度的掘墓人。马上学生教师们就会走向街头，反饥饿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结果是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最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教育部官员们从珠海返回，再借此机会增设一个“思想品德教育司”，一大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走向领导岗位。

时至今日，你要说国外那套“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精神自由、人格独立”那一套国内大学校长们还不知道，那就太小瞧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77.7%的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教育部长周济、SCI论文榜眼（还是探花？待考）郑岳青都是海归，人家还不是什么阔少自费生，都是正牌留美、留德的优秀人才，什么不知道啊。


前几个月学校组织我们开会，说是要研讨学校发展的战略，而且重点解决阻碍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会议是由书记校长主持，参加的是全体博导和二级学院的书记院长。一开始是校长闪亮登场，说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而且“希望各位专家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废话和时髦话，希望听到大家的真心话”。然后校长学着朱镕基的样子给大家抱拳作揖：学校的发展就拜托各位了！

在这种场合一般我是以《红楼梦》里的二姑娘迎春为榜样，“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托腮专注倾听并频频点首，以示茅塞顿开。但不轻易发言，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尽量晚说话、少说话、说糊涂话、说重复话，怕一旦露出狐狸尾巴来，得罪了众人以后可怎么继续混。

会上第一位发言的是从耶鲁回来的教授。人家对比了耶鲁和本校的收入以后，指出学校科研落后的原因是教授待遇太低，教授无法安心做科研；

第二位发言的对比了国内外其他院校的投资情况，指出学校发展慢的原因是科研仪器设备陈旧落后，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第三个发言的教授是个搞化学的，属于经常“打横炮”的学者，拿出一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的口气说，如果学校资金紧张，以上教授提出的问题不好解决，我还有个办法，不需要拉关系跑银行找经费就可以做到。那就是继承和发扬老北大的传统，实行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办学理念，实行“教授治校”。只要如此办理，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学校将会在国内率先破解温总理提出的钱学森之谜[注]，大师辈出，再创辉煌。

……


最后书记做总结发言，我们的书记口才不错，他本科读的是理工，当官后又拿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国外也呆过几年，称得上见多识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右逢源、夹缝生存”的功夫尤其了得。在教师面前他是行政领导，在行政干部面前又是专家学者，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在相声界里我导演导得最棒，在导演界里我编剧编得最好，在编剧界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是玩个综合实力。”（冯巩语）


“刚才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也非常精彩，我本人也深受启发，看来今天的会开的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也非常成功。有些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答复大家，像发言中提到的提高高校教师待遇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总不能让我们的教授“越教越瘦”吧。最近学校招生情况不错，我们准备以后教师的讲课费再增加10元。学校准备再集资建一个家属楼，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科研设备落后的事情也是客观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都这个年代了，还让我们的战士赤手空拳上战场太不合适了，我现在就拍板，今年下半年学校拿出五百万来，改善科研条件。”

“还有同志提到了自由办学的理念，这也很重要。我是学教育学的，这方面还有点发言权。刚才提到的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后来蒋梦麟先生将其发扬光大，提出了更加切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十六字方针，并将他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实践于老北大。现在我们学校难道不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吗？难道我们的教授没有参与治校？我们学术委员会哪一个成员不是教授？在学校里治学的不是教授？我们还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比那时还要进了一步。当然，同志们提的也对，学术自由要落在实处，以后年轻教师选课题学校不要过多干预，要给人家一定自由，不能总是让小青年们围着教研室主任转，连点学术自由都没有，怎么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


后来一次谈工作的时候，书记私下和我说了下面一番话。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对着我说，可能还是觉得我有点自由化倾向，有点文革电影“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来忆苦，群众抓出狗特务。”的意思，借着这机会也敲打我几句。

“老金啊，‘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说到底不就是让党委撤出学校么？我得先声明一下，我可不是在乎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官位，我是业务人员，大不了回教研室继续带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了（现在党委书记中教授、博导有的是，有的还是院士）。说实话，我还真不稀罕这个官（让人想起老芦在反对“核平解放台湾”时，反复说明自己没有亲戚在台湾，向台湾投放原子弹不会殃及自己和亲人）。”

“老金你说说，咱们都是搞业务的，科研不就是测几个数据吗？我总也不明白这跟‘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到底有哪门子关系，这扯得上吗？我也在国外呆过，那些科研人员还不是老老实实在实验室里呆着，看不出来有什么自由。我就不信，给点自由就能在《细胞》、《科学》、《自然》上发文章？就能拿诺贝尔奖？人家搞航天科学的也没什么‘精神自由’，神五神六还不照样飞上去了。咱们学校那几个总是拿自由说事儿的教授，也没看比别人多发论文啊，吃科研这碗饭，可是要拿成绩说话的。”

“解放前那倒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完全是专家教授治校，政府除了划拨经费什么都不管。学生老师一天到晚就是撒开欢儿的示威游行闹事儿，政府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管弄不好就是血案，成为千古罪人。老蒋不就是因为这威信扫地，最后还不是给赶到台湾去了。说实话，老蒋在学校里要是有个党委也不会这么狼狈，最后执政党还要向学校派特务、搞暗杀，真丢人。”

要想杜绝科研论文弄虚作假，第二个做法是“从上梁做起”，把国家主流媒体把部分劣质谎言“解密”，老老实实把那些毫无争议的事实公布于众。老道头上的虱子先不捉，先把和尚头上的虱子给国民看看。比如告诉国民大饥荒、文革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文物；“把国民经济拖向崩溃边缘”（华国锋语）的不是什么林彪四人帮之类的跟屁虫，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不是什么“两个务必”、“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是阶级斗争为纲，把不断地一部分国民当作敌人对待进行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今天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早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出现的新问题如黄赌毒，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背叛更合算些，甚至合算得多；中国的领土从6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不是960万，而是951万，那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土地上已经住满了几百万包着白头巾的印度阿三，而且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交通不便、后勤保障困难、易攻难守……。

我这不过是随便写了几条，政治历史地理教科书中需要纠正的谎言远远不止这些，恐怕连个零头都不够。可问题是真要是这么干的结果会是什么？弄得全国人民不高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你让执政党还怎么执政？如果现在执政党突然下台，“撤了钱广谁来赶车”（老电影《青松岭》台词），不管动机怎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恐怕要成为现实，最终暴民政治的结果是谁都可以想象出来的，这对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残酷了。说真话又比不得吃饭睡觉，也不是什么非干不可的事情，不碍吃不碍喝的，按现在流行语说就是“不说真话你会死啊？”。

再说这么吹牛说谎、弄虚作假也六十年了，套用那个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二十年是刚开始，四十年是惯性，现在都六十年了，再不承认谎言之邦的生命力，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总不能就为了让国民少过几个愚人节，学者出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就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吧，这样做值吗？没有原创性科研成果又怎么样，不是原创，牛顿力学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就不能用了？即使是应用性成果也是一样，电脑软件都是鬼子开发出来的，中国人也没见谁少用。套用一句邓小平的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就姓‘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就姓‘资’”。

中国没有原创性成果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坏事。按照以前的惯例，这原创性成果咱们不出结果则已，一旦出来势必“当惊世界殊”。若论原创性成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咱也倒是出过一些。大跃进时有小高炉炼钢、亩产万斤田；文革时又有破四旧、红海洋、鸡血疗法、针刺治疗聋哑儿；新时代又有水变油、特异功能、三氯氰胺等。而且如果说这些成果在世界上一点影响也没有，恐怕也不是事实。

坛子里在欧洲居住的卢瑟可以了解一下，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和以后引发的一系列遍及世界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文革这一原创性成果的影响。法国“五月风暴”运动（号称是欧洲版的文革）学生们的思想领袖是3M（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日本学生的思想领袖是毛泽东和托洛斯基，秘鲁的“光辉道路”连命名寓意都是“毛主席的光辉把秘鲁照亮”。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更不用说，是公认的毛主席最虔诚的学生，当年的毛的“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原创性成果，老波学得最好，用得最活。

当时咱们这原创性的成果，确实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把周天搅得寒彻”，文革的影响真可以说是波及世界。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后结局，跟国民性呈正相关。播下的都是龙种，收获却是五花八门：跳蚤、臭虫、老鼠、苍蝇什么都有，好像就是没有小龙王。因为如果有的话，毛左们早就嚷嚷开了，朝拜的人群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踩踏事件。

欧洲学运发源于有大革命传统的法国，极具 “浪漫”色彩：学生闹事、反抗“压迫”的直接诱因，竟是因为校方“男生不得自由出入女生宿舍”的无理规定！当时的口号也是千奇百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禁止使用禁止”、“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建立一个新社会!”、“再创一个巴黎公社!”，五花八门的标语充斥着校园。

欧美发达国家这场“造反”运动的最后结局或多或少都和滥交、同性恋、嬉皮士、吸毒有关。因为谁都清楚，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但建立不了一个能够长期正常运转的国家来。而且无论法国还是美国的造反学生，尽管有狂热和不现实的举动，造反派狗男女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事项集体表决。但人家却没有不良的侵犯人权记录，更没有虐杀黑五类、教师、校长的暴行。革命、造反变成了无拘无束的无政府主义的狂欢，街头政治最后变成了行为艺术。

现在欧洲的绿党（有别于红党和白党的第三种政党）里面的领导人，不少都是1968年“五月风暴”挥动毛主席语录组织造反的学运领袖。如法国绿党的领袖龚本第是法国巴黎“五月风暴”学运头目，德国绿党的重要人物——前政府副总理兼外长的菲舍尔也是当年参加德国本土五月风暴的青年学生之一。只是国内再激进的毛左也不敢前去套近乎，因为谁都知道，公开支持“藏独”、“东突”，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售，高喊“北京奥运会只是表面上了不起和美丽”、“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决定是羞耻的、可怜的”都是这帮人干的，按主流媒体的说法，就是“欧洲绿党总找中国麻烦”、“充当了反华急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可其他国家就不光是这么玩玩了。日本红卫兵“联合赤军”就是一帮拧死理的家伙，把日本人的固执、偏执、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当时日本愤青来说，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把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而他们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的前进着。

但到了70年代中期，中美友好、尼克松的访华却令这些日本左翼青年们陷入了集体幻灭。当日本红卫兵被日本警察包围于“浅间山庄”的时候，日本警方让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在现场喊话：“时代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我有时候也想到“乌有之乡”喊这么一嗓子试试），结果孩子他在绝望中向母亲开了炮（估计是翻译有误。实际上可能是开了枪，因为日语的“铁炮”就是枪的意思。电影中“土八路的铁炮大大地厉害”是说“汉阳造打得真准啊”，土八路那有什么铁炮啊）。到了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无数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不禁又使人想到了二战期间“一亿玉碎”的口号。

秘鲁的毛派组织“光辉道路”更执着。“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收拾了秘共右倾机会主义，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派做出激烈反应（人家可不认为把毛主席媳妇和侄子都抓起来是什么继承毛主席遗志），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华国锋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表示严惩叛徒、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以后“道路”还隔三差五地袭击中国大使馆，基本上对大使馆的人是“见一次扁一次”，以示“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连1987年吴学谦外长出访秘鲁都要住在海军俱乐部，每天的行程都必须临时决定，吴外长开玩笑说： “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我们还要在这里搞地下活动。”

这些组织都不懂得“挂羊头卖狗肉”，有理有利有节之类的战术，但最后的结局要么就是变修（如尼泊尔共产党的议会道路），要么就是毁灭（如日本联合赤军），要么就堕落成为恐怖和贩毒组织（秘鲁、哥伦比亚的毛主义游击队）。

第四个“难说”是指国内这一套做法，放大到国际社会上去，是否照样是横冲直撞，难说！我上文所说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可不仅指国内，那是古人的用法。可能坛子里小青年不知道，古人所说的天下，不是现在的世界，而是国家；古人所说的“国”，相当现在的县城，“治大国若烹小鲜”，实际上是说管一个县级市小菜一碟。最近看到有人赞誉“毛主席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在上纲上线的文革时代，很可能又是个冤鬼。

我说的天下是指世界。文革中有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在当时可能是瞎吹，在今天却是事实。依我看，凭现在西方的法律和规则，根本对付不了国人的痞子兵法。


太长了，离题也太远了，歇歇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