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转:集体主义的谎言

  如果你是一个电车司机,现在电车由于故障失控,不能制动,在轨道的尽头有5个人正在施工,你知道,如果电车撞上他们,他们将必死无疑。但是恰好现在在前方有一个轨道岔口,你的方向盘还没有失灵,你可以转动方向盘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然而,在这条岔路的尽头站着一个人,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变道会杀死这个人,五条人命和一条人命之间,在不考虑法律的前提下,你该如何抉择?
    我知道,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变道!五条人命总比一条人命宝贵一点,能救一条是一条。
    于是再假设,如果你不是这个电车司机,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坐在桥边上正目睹这一惨剧的发生,恰巧在你的身旁坐着一个胖子,你明白,只要你将这个胖子推入电车下面,凭借他庞大的身躯,足够让电车停下,当然,他也会死。在不考虑法律的前提下,你会不会这么做。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为什么同样是一条人命换五条人命,结果会如此不同呢?说说我的答案吧,第一种情况,我不会变道,第二种情况,我不会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因为撞死五个人是一场意外,是一场灾难,是命运使他们牵扯到这场灾难当中的,而如果我有意识的转动方向盘,就是我的意志将一个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他本来可以和第二种情况中的胖子一样,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他的死以及胖子的死,都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是为了多数人而被迫牺牲的,这对于他们不公平。
    再比如,甲乙丙三人,在海上遇上了风暴,他们的大船被毁,现在三人挤在一艘小船上,在海面上漫无目的的飘荡,他们已经3天不吃不喝了,并且,救援人员迟迟未到,如果想活下去,那就必须杀掉一个人,以他的血肉来满足其余两个人的生存需求。由于丙身体羸弱,已经奄奄一息,所以甲乙两人一致赞成吃掉丙!最后,丙被吃,甲乙得救。请问,这对于丙是否公平?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没有得到丙的同意,所以不公平,那么退一万步讲,就算丙答应牺牲自己,以保证其他两人活下去,那甲乙两人是否就可以正义的、堂而皇之的将其给杀了?
    如果上述例子不够充分的话,那就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接待了5个病人,他们分别是心、肝、脾、肺、肾出了问题,如果不尽快给他们5个人进行移植手术,他们5个必死无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得了感冒的病人,并且他的身体上的其他器官都正常并且恰好与5个得了绝症的人能配型成功,你明白,如果你现在杀了这个感冒患者,就能救活另外5个人,你会不会做?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群人的权利就去践踏和剥夺另外一个无辜的人的权利。这样做既不公平,也不道德。杀人违法,以集体的名义杀人同样违法。
    可是,反观当今的中国,这样以集体名义杀人的情况还少吗?为了给一群有钱人盖楼,就逼着一个穷人自焚;为了主流思想,就将“离经叛道”的人投入监狱;为了城市的清洁,就将小商小贩赶尽杀绝;为了马克思,就对宗教进行控制......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我们却如此是习以为常!
    我认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大谎言: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稳定压倒一切。要知道,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的形式,不是民主的目的。而且,我们更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去践踏少部分人的权利。好多人都要去考公务员,我想问他们一句:你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吗?一群集体只是乌合之众,根据勒庞的观点,群体只善于行动,不善于思考,所以一个群体中,其实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这个人的复制,他们不会思考,只会盲目的服从和行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能够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一群集体算不上共和,共和是允许存在多个集体,甚至允许一个集体中存在多个会思考的人,共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在共和制中人的权益,人们组成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己的权利,而是扩大自己的权利。因为在原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准则合法的处死另外一个人,这样的自由看似很大,其实很小,因为自己很可能被别人杀死。因而,人们组成了政府,并且过渡了自已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审判权,立法权等。由此可见,共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而不是大多数人。最好的关于共和的表达还是那句大家都知道的“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放在中国,谎言是这样形成的——大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小前提: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三个代表),结论:谁反对党,谁就是反对人民,所以,我们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处死任何一个反对的人。
    再说“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组成,都包含了各种阶级、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因而不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国家。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的繁荣,来来源于宽松的文化政策。不稳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少部分人的权利收到了损害,打着稳定的旗帜进行镇压,其实是对人权的迫害,于民主、共和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个国家的是否先进,不是看它大多数人活的怎么样,而是少部分人活的怎样,比如:艾滋病人、同性恋、残疾人甚至是罪犯。如前文所述,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即便这个人属于少数派)是民主和共和的目的,也是组成政府的目的。
    有的人宣扬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也觉得荒谬之极,他们在宣扬牺牲精神的时候,从未想过自我牺牲,比如他们在赞成把那个胖子推下去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钻进去,即便他们比那个胖子还要胖。他们宣扬的牺牲精神,是他人的牺牲,不是自己的牺牲,他们是等待别人牺牲的受益者。况且,一味的宣扬牺牲个人,完成集体的目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干过,一是纳粹,二是恐怖分子。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看了人民日报关于民主的奇文,对其观点不做评价。但是我就想告诉人民日报一句: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最好先反思一下自己!                                                                    文\凌晨 

2012年5月24日星期四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收集整理者:吴仁华
   要将屠杀平民的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先得让刽子手有名有姓。这正是我二十多年来持续不断搜集参与八九年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目的。在这个名单上的官兵,即使不是屠杀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屠杀事件的、知情者或见证人,有责任说出屠杀的真相。
   (目前总搜集到共72名官兵)军长吴玉谦少将军政委杜铁环少将副军长邓守业少将军副政委何法祥少将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军政治部主任刘政少将
   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杨清连(安徽人)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处长谭世田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陈东军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贾月贞(转业在山东省泰安市)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崔达山集团军司令部军务处干事李岩(安徽省阜阳市某区法院副院长)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麻恩年
   步兵第199师师长李凤龙少将步兵第199师政委杨玉文大校步兵第199师参谋长王兴辉(山东省临朐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副师长、师长、第67集团军副参谋长、第67集团军善后办副主任、山东省军区淄博军分区司令员。)步兵第199师政治部主任王洪尧(山东省济宁市人。历任步兵第162师政委、第5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步兵第199师司令部军务科副营职参谋王太松(山东省莒南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司令部军务科正营职参谋、副科长、科长、师副参谋长、师装备部部长。2004年1月起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武装部部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副主任李胜庆(江苏省江阴市人。历任步兵第595团政治处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纪检部调研处干事、纪检处副处长、纪检处正团职干事、调研处处长、纪检部副部长、山东省军区聊城军分区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连连长张绍春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连长王瑞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指导员黄振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专业军士曹雪东(安徽省肖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王立友(后来曾任济南军区《解放军健康》杂志社主编)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连连长李秀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副连长乙志杰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王瑞星(山东省夏津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连长李占登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股技师李继红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连指导员刘运良(转业在山东省济宁市某县工商局)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士兵胡海滨(1989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总机班班长李联合(1988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9连连长王玉连(转业后任蚌埠汽车管理学院院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3营9连指导员刘绪才(转业后在南京市工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班长宫恒勇(安徽省凤阳县人,1987年兵,后来曾任步兵第595团第1营营长,转业在凤阳县法院工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8连连长马洪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8连排长张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连长尉文献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指导员强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士兵芦毅(山东省济阳县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连长吴正玉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文书李全义(1988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班长攀树亭(山东胶州市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班长张军(山东省胶州市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文书吴红辉(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7连连长刘海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副营长陈光辉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副营长王朝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副团长黄金生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副参谋长朱宪宽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连职干事张文亭(山东省沾化县人。历任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正连职干事、政治处组织股代股长、股长、步兵第595团炮兵营教导员、第3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步兵第199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省垦利县武装部副部长、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武装部副部长。2005年2月起任中共利津县县委常委、利津县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连长高建忠(江苏人)
   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连长李才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指导员郭旅怀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副连长孙秀民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第2排徘长李戈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第3排徘长张勇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炮兵营第2连第1排排长曾宪祥(山东省临朐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副连长孙兆群(1995年任步兵第596团副团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第2排排长管恩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第3排排长李乐宝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政委朱志仁(1994年1月任步兵第199师副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班长王文深(历任步兵第596团司令部参谋、指导员、政治协理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2007年1月起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副局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副团长徐守福(山东省临朐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副参谋长、步兵第596团团长、山东省军区枣庄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团长陈维扬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司令部管理股协理员江勤志(山东省即墨市人。转业后历任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政法委副书记、四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李成贵(江苏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第2营第4连副连长都昌林(安徽省安庆市人。历任步兵第597团第2营第4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股长、副主任、营教导员、团副政委、步兵第199师政治部副主任、高炮团政委、第26集团军防空旅副政委。2006年2月起任中共山东省章丘市委常委、章丘市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政治处副连职干事闫涛(安徽省阜南县人。历任步兵第597团政治处正连职干事、干部股副股长、股长、营教导员、第67集团军教导大队政治处主任、步兵第199师高炮团副政委。2002年9月转业,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市纪委正科级纪检员、阜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室副主任。2006年7月起任中共安徽省颍上县常委、县纪委书记。)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宫金卫(湖北省随州市人。历任步兵第597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师组织科干事、副科长、步兵第596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河南省军区孟州市武装部政委、河南省高唐县武装部政委。2001年1月起任中共高唐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专业军士赵同江(1982年入伍,1989年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时立三等功。1996年退伍,在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滨城分局工作。)
(2012/05/24 发表)

2012年5月8日星期二

苏联红军远东暴行录


来源:财新网-孙越的博客  日期:2012年05月05日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满洲(东北地区)以及北朝鲜,展开粉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朝鲜部分地区犯下严重罪行。
    俄罗斯哥萨克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1945年曾在中国满洲居住,她曾亲眼目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一幕一幕暴行。最近,她决定打破沉默,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 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此处为俄文原作者笔误,应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1945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7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至此,此前签订的苏日友好条约失效作废。1周之后,苏联红军集结强大兵力,在远东地区发起迅猛攻势,突破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的日本关东军防线,而后,再突入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满洲和朝鲜地区连续作战,使的苏联边界以南大部分地区很快落入苏联红军之手。
    在红军和日军激烈战斗的地区,有大量平民伤亡。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在华的移民,即所谓满蒙开拓团成员是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苏军的炮火所吞没,惨状难以形容。“你要是遇见满洲人,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把你抢个精光。可要是遇到苏联红军那可就太可怕了,他们直接就把日本人杀死,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第30页)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坦克纵队驶进满洲1个火车站,当时,正有1200名日本难民在列车上等待驶离。他们看到红军的坦克极为害怕,遂委派浅野去和苏军谈判。浅野高举双手向苏军第1辆坦克走去,突然,坦克上的机关枪喷出一道火舌,他被子弹射穿了身体,倒血泊里。接着,苏军坦克便对列车逐车厢地扫射和开炮,结果有大约1000余名日本平民被杀,还有一些人不堪红军的侮辱当场自绝身亡。(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一部,第30页)
    根据日本的统计,统计有11000余名日本平民,在苏联红军进攻中国满洲的时遇害。随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在苏军士兵对满洲诸城的烧杀抢掠的暴行中死于非命。日本驻沈阳大使写道:“沈阳城内聚集日本侨民约50万之众,欲前往难民营。其中有人为徒步行走上1000公里而来,多数人虚弱疲惫,衣不蔽体。他们的物品尽数遭掠,有时昼间毫无食物供应。”(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第31页)
    苏联红军没有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的投降书,对中国满洲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歇,他们继续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人和平民实施武力攻击。8月20日上午,苏军海军陆战队空降被日本占领的库页岛港口城市霍姆斯克(日称真冈),那里聚集着18000名日本人,准备疏散去北海道。苏联红军对他们实施了大屠杀,当场1000余人被击毙,其余的人逃亡附近的山中躲藏。22日,苏军航空兵又轰炸了南库页岛的1座火车站,准备等车疏散的几百日本难民被炸死炸伤。目击者称,当时车站的中央建筑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白旗,旗上画着红十字。适时,小笠原丸等3艘日本舰船正满载日本难民驶离库页岛,也遭到苏军飞机的空中扫射,计有1708人遇难。
    苏军占领库页岛全境之后,不仅在该岛,而且还在日本的北方4岛,开始大规模驱逐日本人,甚至当地原著民,仅仅留下43000朝鲜劳工为他们做苦力。这些朝鲜劳工全部是1920~1945年间,被日军强迫征到库页岛修建工事的,朝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苏军来后强迫他们继续做苦工,所有条件均无任何改善。
    1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其回忆录中,也记录了红军的暴行。他是在中国吉林率部投降苏联红军的。他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我后来带领一些士兵来到吉林郊区的丘陵地带,1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女人向我们边喊便跑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士兵们,救命啊,俄国人来了!说完她就钻进我们一群人里,躲了起来。片刻,跑来1个红军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他跑到跟前,抓住那个日本姑娘,用手隔着衣服摸了一下她的胸部,确认她是女人之后,揪住她就走。他怕我们追上来,就边走边向空中开枪。日本女人踉踉跄跄地跟着红军士兵朝前走,一边回头瞪着我们。我至今还记得她得眼光。” (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2部,第68页)
    除此之外,苏联红军在远东还有很多尚未被清算的罪行。比如,在中国满洲、库页岛和北方4岛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总数超过6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日苏军事冲突中被俘的日军战俘和一些朝鲜劳工,也同时被关进劳改营做苦役。直到1956年,部分幸存者得以遣返回国,其余战俘均死于苏联劳改营内。国际社会曾经指出,这是苏联当局对1945年《波斯坦宣言》的粗暴践踏,是苏联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公正审判。(摘自马克·亚力《八月风暴——日苏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残局:日本焦点》)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1/10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
    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1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
    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2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 3)
    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1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1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1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 1946年3月11日)
    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也犯下了在中国东北同样的罪行,掀起了新一波的抢掠和强奸暴行。“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800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60000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士兵为了纪念‘到此一游’,还抢走几乎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摘自《我们在朝鲜所为不佳?好吧,且看红军做得如何》,第59页,新闻周刊,1945年9月24日)
    1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了他目睹的暴行:“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144~145页)
    在朝鲜,苏军还强迫投降的日军和德国工程师,帮助他们一起拆除朝鲜工厂和电站设备,之后将那些设备装车运往苏联境内。比如,位于朝鲜境内的“日本钢铁公司”遭到苏军抢劫,炉子、化学制品、电话机都飞风卷残云一般被掠,甚至连桌椅板凳都被抢走了。还有,日本纺织品公司的被抢得只剩下1座空楼,就连朝鲜铁路急迫需求的50%以上的库存煤都被拉到苏联去了。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苏军出兵中国满洲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5000万美元。而抢劫朝鲜的设备、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所造成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