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自由（漫谣）

　　最后的自由（漫谣）
　　1
　　那一年，永恒寂寥自由的声音
　　那一年，永远美丽受伤的女神
　　我们站在我们的街上
　　用悲伤的勇气说出我们的梦想
　　夕阳的血，朝阳的血，染红了天蓝的衬衣

　　最后的自由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多少自由的战士倒在黎明之前
　　多少自由之心在岁月里苍老
　　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化作繁星
　　在黑暗里宣讲光明的言辞

　　在有风吹动的地方
　　在有水流过的地方
　　在有生命奔跑跳跃的地方
　　就有你，孤单地摇曳，善良地摇曳
　　把希望还给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这是我们啼哭着出生的地方
　　注定要把泪水洒在这里才能笑着离开
　　忧郁的青春，焦灼地成长，活着
　　而且只是活着，就像城墙边的古老的花朵
　　就这么听着岁月，熬着岁月

　　我们睡着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醒来的地方才是
　　只有历史，土地，牲口和粮食的地方不是我们的祖国
　　有未来，自由和梦想的地方才是
　　我们的国里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2
　　涨工资，高兴吧？
　　不停地涨，你会高兴死的！
　　通货膨胀！
　　这是拿走你的财富最简单，最隐秘的办法。

　　把工人赶出工厂！
　　把工人赶出工厂之后
　　自然是把农民赶出土地
　　征地杀人，如此而已。

　　人民好像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国家，
　　国家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所以，人民好像没什么意见。

　　可是最后发现国家变成私人的了。
　　就像军队是私人的一样
　　法律也是私人的，而且一直以来就是
　　就像你一直以来被蒙在鼓里

　　2012年你一觉醒来忽然发现
　　公有制实质是官有制，
　　官有制是一种不公平的无耻的私有制。
　　国企变私企，用事实说明了这件事。

　　就好像忽然发现你是捡来的孩子，
　　你为之奉献的“大家庭”与你无关。
　　所有的改革无非两件事，
　　把资源和财产拿过来，把人踢出去。
　　再回来时，你从挂名的主人变成实在的奴隶。

　　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无非是掠夺。
　　经济改革，就是公有制改私有制，这是件好事。
　　政治改革，就是集体主义改自由主义，这是件好事。
　　就是解散，分家，分权，分财产和资源。

　　这本来是件好事，
　　打仗的时候合起来，
　　打完仗分开来。就这么简单。
　　可是，不分权而分财产，能分公平吗？

　　你拿着枪，分配。
　　想把矿山给谁就给谁，
　　想把工厂给谁就给谁，
　　想把土地给谁就给谁，
　　想把项目给谁就给谁，

　　你们拿着枪，致富。
　　想收费就收费，想拆迁就拆迁
　　想罚款就罚款，想引产就引产
　　不想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
　　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

　　你们拿着枪，带着金表，走在红地毯上
　　到处都是鲜花，笑脸，流泪的幸福和感动
　　你拿着枪说人民选择了我
　　会场里响起世上最热烈，最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场外你们的女人最骄傲漂亮，你们的子孙最霸道光荣
　　3
　　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一种奢望
　　强悍的苏联说倒掉就倒掉了，英雄的戈尔巴乔夫打倒了它
　　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一种奢望，伟大的俄罗斯平分了自己的国家
　　平等，在这里，是一种奢望，这里只允许偷和抢
　　这里崇尚暴力和谎言，认可弱肉强食，坚持丛林法则
　　这里的人一部分是狼一部分是羊
　　吊诡的是羊儿们都拼命维护和崇拜着狼

　　这里啊，房改是掠夺，医改是掠夺，教改是掠夺
　　股改是掠夺，国企改制更是掠夺
　　开发是掠夺，执法是掠夺，捐款是掠夺
　　援助是掠夺，就连加薪也是掠夺
　　只要你听，只要你看，只要你还有头脑和良知
　　就会发现，就会愤怒，就会想要挽救我们的祖国

　　绝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感觉到了绝望。
　　但我已经看到这绝望的后果-----很多人都已经，或者快要，放弃挣扎了。
　　所有贪腐都要公开化正常化了，反腐都显得可笑了，
　　这哪里是腐败？这完全是暴政！
　　所有反驳反抗质疑都被联合打压，疼痛已经不值得叫喊，
　　死亡的冤屈多得，人们已经不屑一顾了

　　权力，这狼虫虎豹正恣意地撕咬新鲜的血肉
　　每个人身上都有权力的齿痕
　　每个人脸上都有权力的爪印
　　有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轧扁，有的人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枪杀
　　有的人活着被卖掉了器官，有的人死了（？）被制成了标本
　　权力正在欣赏这美丽的疼痛，正在露出甜蜜的微笑如血的花朵

　　到处都有“走失”的找不回来的儿童
　　到处都有摄像头监控和穿黑衣服的民警
　　我们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
　　我们用22%的人口养活了全世界绝大部分蠹虫
　　到处都有道路塌陷，桥梁塌陷，良知塌陷
　　牛奶有毒，校车危险，升官的升官，移民的移民，歌颂的歌颂。

　　2012，被污染的天啊，把他们带走吧，要么就把我们带走。
　　一起来吧！卖官鬻爵，权钱交易，三公消费和丧心病狂，草菅人命，
　　一起来吧！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秦始皇，马恩列斯和毛泽东，
　　一起来吧！杀富济贫的叫喊以及民主、自由的呼声，
　　一起来吧！制度性腐败、地方性暴政，以及世界末日、涅磐重生。
　　你扼住了雄鸡报晓的歌声，却阻挡不住即将到来的黎明。
　4
　　其实改革并不是第一次掠夺
　　因为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
　　改革只是掠夺了我们主人翁的虚名
　　只是用事实证明了公有制就是官有制
　　就像被拆穿的谎言露出了狰狞

　　一直以来，政府剥夺了人民所有的权力，
　　抢夺了天上地下所有的资源，包括阳光和风
　　把人民关在笼子里，剥削，奴役和豢养他们
　　每个人孤独地面对这危险和威胁，不许结社
　　你只能勇敢的死或者，屈辱地活着，
　　把监狱当成是神圣的祖国，把自由当成一种罪恶

　　全世界几十年来的事实都证明
　　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共产主义是个笑话
　　如果不是因为私利，承认这一点还需要勇气吗？
　　同一个世界真的会有同一个梦想吗？
　　真的这么美好或者如此绝望吗？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因为，文明，只有一种，就像野蛮蒙昧只有一种。

　　每个人都应该学着降服其心魔
　　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学会降服政府的权力
　　没有约束的权力是万恶之源
　　有了它，一首民歌变得肉麻，一台晚会变得乏味
　　有了它，国企不靠垄断就要倒闭，股市就是提款机
　　有了它，国内运输一件货品比远渡重洋还贵
　　有了它，你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暂住
　　有了它，有的人多妻多子，有的人失独

　　有了它，有的人走遍世界不花一分钱腰包
　　有了它，有的人富甲天下却不曾创造一毛钱的财富
　　有了它，就有了史上最奢华的奥运会，却没有贫困地区孩子的课桌
　　有了它，就有了援助世界各国捞回扣，却没有交到朋友
　　有了它，就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学士、硕士、博士，却没有科技进步
　　有了它，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新时代的“焚书坑儒”
　　有了它，就有了“自然灾害”，饿殍遍野，做鬼也幸福
　　有了它，就有了“裸官”，出去一事无成，坚持在这里贪腐

　　有了它，工人成了工厂的包袱，农民成了土地上的钉子户
　　有了它，就有了对商户罚款罚到满城尽是卷闸门
　　有了它，就有了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判刑和劳动教养
　　有了它，除了权力，没有人能够成功，没有人能够致富
　　人民迟早会明白，工厂的负担不是工人而是厂长
　　人民迟早会明白，社会的负担不是人民而是政府

　　人民迟早会明白，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产力
　　人民迟早会明白，专制导致落后，掠夺和斗争不可能创造财富
　　人民迟早会明白----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存在掠夺，最大的问题是崇尚掠夺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政府参与掠夺，最大的问题是掠夺超过了休养生息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资源的浪费，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浪费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环境的污染，最大的问题是专制思想的毒害！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不公平，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已没有出路
　　最大的问题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必然把人民逼上绝路，而且它已经开始自寻死路
　5

　　自由的大门，已经被
　　下令关闭，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
　　这正说明，我们已经到了
　　自由的门口

　　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就什么自由都没有了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了
　　你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由了

　　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就连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了
　　你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那样，自信了

　　我们要的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平。
　　你腐败不腐败，我们还是要这些！
　　因为我们要这些，你开始退而求其次，
　　开始反腐败了，我告诉你，
　　反腐败只是维护你统治的方法，
　　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60后70后80后90后，
　　其实都是一代人，都是社会主义后，
　　都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零件，
　　都是工具，牲口，宠物，都没有自由。
　　独裁体制下，每个人都是独裁者，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下级害怕和服从上级，
　　上级害怕下级不服从自己，
　　大家互相监视，捆绑，警惕地在一起

　　自由的大门，又一次被
　　下令关闭，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
　　这正说明，我们又一次到了
　　自由的门口

　　事实已经证明，反复证明
　　还将继续证明
　　贫穷，产生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导致贫穷
　　社会主义呢
　　是共产主义的小名儿

　　请你做一个选择：
　　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军国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平均主义、严密组织，等级制度，
　　主权伤害人权，掠夺，剥夺，斗争，战争。

　　还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平等，
　　主权保护人权，合作，创造，和平，竞争。
　　请你用你的良知做一个选择

　　你要知道
　　真理不需要符合国情
　　它不相符的话
　　要改变的是国情
　　而不是真理。

　　你要知道
　　这很可能是自由的大门，最后一次被
　　下令关闭，这正说明，我们已经
　　最后一次到了
　　最后的自由的门口

转

辛亥革命叫不醒，
南京屠杀杀不醒，
三反五反反不醒，
四清运动清不醒，
三年人灾饿不醒，
十年浩劫整不醒！
学生运动摇不醒，
遍地污染呛不醒，
满嘴毒食害不醒，
圈地运动推不醒，
强拆运动震不醒，
下岗砸摊砸不醒，
维稳截访抓不醒，
港台明镜照不醒，
苏联巨变惊不醒，
阿拉伯之春唤不醒，
一头死猪会怕开水烫吗？
体制不改 乱象丛生
体制不亡 罪在你我

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转折期———杜君立

作者： 杜君立
来源： 博讯

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

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

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转：集体主义的谎言

  如果你是一个电车司机，现在电车由于故障失控，不能制动，在轨道的尽头有5个人正在施工，你知道，如果电车撞上他们，他们将必死无疑。但是恰好现在在前方有一个轨道岔口，你的方向盘还没有失灵，你可以转动方向盘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然而，在这条岔路的尽头站着一个人，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变道会杀死这个人，五条人命和一条人命之间，在不考虑法律的前提下，你该如何抉择？
    我知道，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变道！五条人命总比一条人命宝贵一点，能救一条是一条。
    于是再假设，如果你不是这个电车司机，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坐在桥边上正目睹这一惨剧的发生，恰巧在你的身旁坐着一个胖子，你明白，只要你将这个胖子推入电车下面，凭借他庞大的身躯，足够让电车停下，当然，他也会死。在不考虑法律的前提下，你会不会这么做。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为什么同样是一条人命换五条人命，结果会如此不同呢？说说我的答案吧，第一种情况，我不会变道，第二种情况，我不会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因为撞死五个人是一场意外，是一场灾难，是命运使他们牵扯到这场灾难当中的，而如果我有意识的转动方向盘，就是我的意志将一个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他本来可以和第二种情况中的胖子一样，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他的死以及胖子的死，都是人为造成的，他们是为了多数人而被迫牺牲的，这对于他们不公平。
    再比如，甲乙丙三人，在海上遇上了风暴，他们的大船被毁，现在三人挤在一艘小船上，在海面上漫无目的的飘荡，他们已经3天不吃不喝了，并且，救援人员迟迟未到，如果想活下去，那就必须杀掉一个人，以他的血肉来满足其余两个人的生存需求。由于丙身体羸弱，已经奄奄一息，所以甲乙两人一致赞成吃掉丙！最后，丙被吃，甲乙得救。请问，这对于丙是否公平？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没有得到丙的同意，所以不公平，那么退一万步讲，就算丙答应牺牲自己，以保证其他两人活下去，那甲乙两人是否就可以正义的、堂而皇之的将其给杀了？
    如果上述例子不够充分的话，那就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接待了5个病人，他们分别是心、肝、脾、肺、肾出了问题，如果不尽快给他们5个人进行移植手术，他们5个必死无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得了感冒的病人，并且他的身体上的其他器官都正常并且恰好与5个得了绝症的人能配型成功，你明白，如果你现在杀了这个感冒患者，就能救活另外5个人，你会不会做？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一群人的权利就去践踏和剥夺另外一个无辜的人的权利。这样做既不公平，也不道德。杀人违法，以集体的名义杀人同样违法。
    可是，反观当今的中国，这样以集体名义杀人的情况还少吗？为了给一群有钱人盖楼，就逼着一个穷人自焚；为了主流思想，就将“离经叛道”的人投入监狱；为了城市的清洁，就将小商小贩赶尽杀绝；为了马克思，就对宗教进行控制......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我们却如此是习以为常！
    我认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大谎言：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稳定压倒一切。要知道，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的形式，不是民主的目的。而且，我们更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去践踏少部分人的权利。好多人都要去考公务员，我想问他们一句：你知道什么叫做共和吗？一群集体只是乌合之众，根据勒庞的观点，群体只善于行动，不善于思考，所以一个群体中，其实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这个人的复制，他们不会思考，只会盲目的服从和行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能够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一群集体算不上共和，共和是允许存在多个集体，甚至允许一个集体中存在多个会思考的人，共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在共和制中人的权益，人们组成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己的权利，而是扩大自己的权利。因为在原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准则合法的处死另外一个人，这样的自由看似很大，其实很小，因为自己很可能被别人杀死。因而，人们组成了政府，并且过渡了自已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审判权，立法权等。由此可见，共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而不是大多数人。最好的关于共和的表达还是那句大家都知道的“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放在中国，谎言是这样形成的——大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小前提：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三个代表），结论：谁反对党，谁就是反对人民，所以，我们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处死任何一个反对的人。
    再说“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组成，都包含了各种阶级、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因而不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国家。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的繁荣，来来源于宽松的文化政策。不稳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少部分人的权利收到了损害，打着稳定的旗帜进行镇压，其实是对人权的迫害，于民主、共和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个国家的是否先进，不是看它大多数人活的怎么样，而是少部分人活的怎样，比如：艾滋病人、同性恋、残疾人甚至是罪犯。如前文所述，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即便这个人属于少数派）是民主和共和的目的，也是组成政府的目的。
    有的人宣扬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也觉得荒谬之极，他们在宣扬牺牲精神的时候，从未想过自我牺牲，比如他们在赞成把那个胖子推下去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钻进去，即便他们比那个胖子还要胖。他们宣扬的牺牲精神，是他人的牺牲，不是自己的牺牲，他们是等待别人牺牲的受益者。况且，一味的宣扬牺牲个人，完成集体的目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干过，一是纳粹，二是恐怖分子。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看了人民日报关于民主的奇文，对其观点不做评价。但是我就想告诉人民日报一句：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最好先反思一下自己！                                                                    文\凌晨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7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收集整理者：吴仁华

   要将屠杀平民的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先得让刽子手有名有姓。这正是我二十多年来持续不断搜集参与八九年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目的。在这个名单上的官兵，即使不是屠杀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屠杀事件的、知情者或见证人，有责任说出屠杀的真相。

   （目前总搜集到共72名官兵）军长吴玉谦少将军政委杜铁环少将副军长邓守业少将军副政委何法祥少将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军政治部主任刘政少将

   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杨清连（安徽人）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处长谭世田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陈东军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贾月贞（转业在山东省泰安市）集团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崔达山集团军司令部军务处干事李岩（安徽省阜阳市某区法院副院长）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麻恩年

   步兵第199师师长李凤龙少将步兵第199师政委杨玉文大校步兵第199师参谋长王兴辉（山东省临朐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副师长、师长、第67集团军副参谋长、第67集团军善后办副主任、山东省军区淄博军分区司令员。）步兵第199师政治部主任王洪尧（山东省济宁市人。历任步兵第162师政委、第5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步兵第199师司令部军务科副营职参谋王太松（山东省莒南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司令部军务科正营职参谋、副科长、科长、师副参谋长、师装备部部长。2004年1月起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武装部部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副主任李胜庆（江苏省江阴市人。历任步兵第595团政治处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纪检部调研处干事、纪检处副处长、纪检处正团职干事、调研处处长、纪检部副部长、山东省军区聊城军分区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连连长张绍春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连长王瑞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指导员黄振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第1连专业军士曹雪东（安徽省肖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王立友（后来曾任济南军区《解放军健康》杂志社主编）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连连长李秀明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副连长乙志杰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王瑞星（山东省夏津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连长李占登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股技师李继红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连指导员刘运良（转业在山东省济宁市某县工商局）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士兵胡海滨（1989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通信连总机班班长李联合（1988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9连连长王玉连（转业后任蚌埠汽车管理学院院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3营9连指导员刘绪才（转业后在南京市工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班长宫恒勇（安徽省凤阳县人，1987年兵，后来曾任步兵第595团第1营营长，转业在凤阳县法院工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8连连长马洪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8连排长张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连长尉文献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指导员强军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士兵芦毅（山东省济阳县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连长吴正玉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文书李全义（1988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班长攀树亭（山东胶州市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2营4连班长张军（山东省胶州市人，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文书吴红辉（1987年兵）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第7连连长刘海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3营副营长陈光辉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1营副营长王朝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副团长黄金生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副参谋长朱宪宽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连职干事张文亭（山东省沾化县人。历任步兵第595团政治处宣传股正连职干事、政治处组织股代股长、股长、步兵第595团炮兵营教导员、第3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步兵第199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省垦利县武装部副部长、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武装部副部长。2005年2月起任中共利津县县委常委、利津县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5团第2营第4连连长高建忠（江苏人）

   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连长李才喜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指导员郭旅怀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副连长孙秀民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第2排徘长李戈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1营第2连第3排徘长张勇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炮兵营第2连第1排排长曾宪祥（山东省临朐县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副连长孙兆群（1995年任步兵第596团副团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第2排排长管恩栋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第3营第7连第3排排长李乐宝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政委朱志仁（1994年1月任步兵第199师副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6团班长王文深（历任步兵第596团司令部参谋、指导员、政治协理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2007年1月起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副局长。）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副团长徐守福（山东省临朐县人。历任步兵第199师副参谋长、步兵第596团团长、山东省军区枣庄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团长陈维扬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司令部管理股协理员江勤志（山东省即墨市人。转业后历任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政法委副书记、四方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李成贵（江苏人）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第2营第4连副连长都昌林（安徽省安庆市人。历任步兵第597团第2营第4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股长、副主任、营教导员、团副政委、步兵第199师政治部副主任、高炮团政委、第26集团军防空旅副政委。2006年2月起任中共山东省章丘市委常委、章丘市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政治处副连职干事闫涛（安徽省阜南县人。历任步兵第597团政治处正连职干事、干部股副股长、股长、营教导员、第67集团军教导大队政治处主任、步兵第199师高炮团副政委。2002年9月转业，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市纪委正科级纪检员、阜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室副主任。2006年7月起任中共安徽省颍上县常委、县纪委书记。）步兵第199师步兵第597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宫金卫（湖北省随州市人。历任步兵第597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师组织科干事、副科长、步兵第596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河南省军区孟州市武装部政委、河南省高唐县武装部政委。2001年1月起任中共高唐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步兵第199师专业军士赵同江（1982年入伍，1989年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时立三等功。1996年退伍，在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滨城分局工作。）

（2012/05/24 发表）

苏联红军远东暴行录

来源：财新网-孙越的博客  日期：2012年05月05日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满洲（东北地区）以及北朝鲜，展开粉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朝鲜部分地区犯下严重罪行。
    俄罗斯哥萨克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1945年曾在中国满洲居住，她曾亲眼目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一幕一幕暴行。最近，她决定打破沉默，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 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此处为俄文原作者笔误，应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1945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7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至此，此前签订的苏日友好条约失效作废。1周之后，苏联红军集结强大兵力，在远东地区发起迅猛攻势，突破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的日本关东军防线，而后，再突入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满洲和朝鲜地区连续作战，使的苏联边界以南大部分地区很快落入苏联红军之手。
    在红军和日军激烈战斗的地区，有大量平民伤亡。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在华的移民，即所谓满蒙开拓团成员是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苏军的炮火所吞没，惨状难以形容。“你要是遇见满洲人，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把你抢个精光。可要是遇到苏联红军那可就太可怕了，他们直接就把日本人杀死，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 第30页）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坦克纵队驶进满洲1个火车站，当时，正有1200名日本难民在列车上等待驶离。他们看到红军的坦克极为害怕，遂委派浅野去和苏军谈判。浅野高举双手向苏军第1辆坦克走去，突然，坦克上的机关枪喷出一道火舌，他被子弹射穿了身体，倒血泊里。接着，苏军坦克便对列车逐车厢地扫射和开炮，结果有大约1000余名日本平民被杀，还有一些人不堪红军的侮辱当场自绝身亡。（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一部，第30页）
    根据日本的统计，统计有11000余名日本平民，在苏联红军进攻中国满洲的时遇害。随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在苏军士兵对满洲诸城的烧杀抢掠的暴行中死于非命。日本驻沈阳大使写道：“沈阳城内聚集日本侨民约50万之众，欲前往难民营。其中有人为徒步行走上1000公里而来，多数人虚弱疲惫，衣不蔽体。他们的物品尽数遭掠，有时昼间毫无食物供应。”（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第31页）
    苏联红军没有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的投降书，对中国满洲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歇，他们继续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人和平民实施武力攻击。8月20日上午，苏军海军陆战队空降被日本占领的库页岛港口城市霍姆斯克（日称真冈），那里聚集着18000名日本人，准备疏散去北海道。苏联红军对他们实施了大屠杀，当场1000余人被击毙，其余的人逃亡附近的山中躲藏。22日，苏军航空兵又轰炸了南库页岛的1座火车站，准备等车疏散的几百日本难民被炸死炸伤。目击者称，当时车站的中央建筑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白旗，旗上画着红十字。适时，小笠原丸等3艘日本舰船正满载日本难民驶离库页岛，也遭到苏军飞机的空中扫射，计有1708人遇难。
    苏军占领库页岛全境之后，不仅在该岛，而且还在日本的北方4岛，开始大规模驱逐日本人，甚至当地原著民，仅仅留下43000朝鲜劳工为他们做苦力。这些朝鲜劳工全部是1920～1945年间，被日军强迫征到库页岛修建工事的，朝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苏军来后强迫他们继续做苦工，所有条件均无任何改善。
    1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其回忆录中，也记录了红军的暴行。他是在中国吉林率部投降苏联红军的。他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我后来带领一些士兵来到吉林郊区的丘陵地带，1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女人向我们边喊便跑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士兵们，救命啊，俄国人来了！说完她就钻进我们一群人里，躲了起来。片刻，跑来1个红军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他跑到跟前，抓住那个日本姑娘，用手隔着衣服摸了一下她的胸部，确认她是女人之后，揪住她就走。他怕我们追上来，就边走边向空中开枪。日本女人踉踉跄跄地跟着红军士兵朝前走，一边回头瞪着我们。我至今还记得她得眼光。” （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2部，第68页）
    除此之外，苏联红军在远东还有很多尚未被清算的罪行。比如，在中国满洲、库页岛和北方4岛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总数超过6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日苏军事冲突中被俘的日军战俘和一些朝鲜劳工，也同时被关进劳改营做苦役。直到1956年，部分幸存者得以遣返回国，其余战俘均死于苏联劳改营内。国际社会曾经指出，这是苏联当局对1945年《波斯坦宣言》的粗暴践踏，是苏联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公正审判。（摘自马克·亚力《八月风暴——日苏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残局：日本焦点》）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1/10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
    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1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
    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2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 3）
    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1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1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1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 1946年3月11日）
    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也犯下了在中国东北同样的罪行，掀起了新一波的抢掠和强奸暴行。“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800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60000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士兵为了纪念‘到此一游’，还抢走几乎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摘自《我们在朝鲜所为不佳？好吧，且看红军做得如何》，第59页，新闻周刊，1945年9月24日）
    1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了他目睹的暴行：“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144～145页）
    在朝鲜，苏军还强迫投降的日军和德国工程师，帮助他们一起拆除朝鲜工厂和电站设备，之后将那些设备装车运往苏联境内。比如，位于朝鲜境内的“日本钢铁公司”遭到苏军抢劫，炉子、化学制品、电话机都飞风卷残云一般被掠，甚至连桌椅板凳都被抢走了。还有，日本纺织品公司的被抢得只剩下1座空楼，就连朝鲜铁路急迫需求的50%以上的库存煤都被拉到苏联去了。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苏军出兵中国满洲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5000万美元。而抢劫朝鲜的设备、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所造成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145页）

[转贴]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破坏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GC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析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注：无法无天的时代！那个时代破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破坏，革命破坏就是天法，无法无天就是彻底的革命，实在痛快淋漓。）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注：今天的中国人还在为几个圆明园的兽头不能回家而义愤难平。我们一直在痛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破坏、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殊不知英法联军百年之后中国人自己做得更绝。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中国人最讲究尊祖敬宗，慎终追远，但中国人又实在最对不起自己的祖宗。顾炎武在明清鼎革之际慨叹“亡天下”，以这样一种情愫，假如不幸而生于20世纪之中国，不知当作何感想？其事何必假设？只要看一看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他们的经历不就明白了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学来，要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不但一些外国人纳闷，我也不相信。德国人战后的反省开始于年轻一代对其父辈的追问、质问，中国人呢？早就把历史变成“天方夜谭”了。难道这就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行的秘诀吗？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对死人和古董的破坏，谁来列举那么多活人、活文化遭受的凌辱和摧残呢？现在中国人倒是知道祖宗的好了，但又有多少人关心他们的遗产在经济以外的价值？）
【文物古迹被毁】
1． 炎帝陵主殿被焚，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陵墓被挖，陵墓內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西藏大昭寺主奉的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
7．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8．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9．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10．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 大佛被毁。
11．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损毁无遗。
12．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3．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4．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5．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6．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损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变成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7．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8．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9．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來总理派遣一连士兵堆壘包、架机关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毀。
21．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2．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3．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4．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万历穿着龙袍的骷髅吊掛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来再植的新株。
26．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7．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被夷成了平地。
29．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给挖了。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31．红卫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尸体被捣毁，弃之于野。
32．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3．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的墓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5．北京郊区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6．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 宋代诗人林和靖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40．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41．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 淞沪会战“八百壮士”之首——谢晋元的墓被红卫兵挖掘破坏。
44．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5．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6．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7．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
48． 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
49． 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50．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51．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52．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53．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餘空房。
54．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5．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56．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57．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